第四十九章 法护比丘（3 / 4）

子》，《周易》。

&esp;&esp;玄学家们主要对这三部经典来进行阐释和研究，进而引申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来进行追问，玄学之所以称之为玄学，就是因为它艰涩难懂，尤其喜谈“有”说“无”，就是道家的一套东西。

&esp;&esp;佛教发现玄学这里面的内容和佛教的一个类别很接近，这个类别就是般若学。

&esp;&esp;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谈“空”，“空”在早期佛经翻译中，常常用道家的“无”来比附翻译，“空”翻译成“无”，但“空”绝不是“无”，但是早期的翻译只能这样翻，把“空”的概念翻译成“无”。

&esp;&esp;玄学家们谈“空”的时候觉得和佛教的般若学是比较接近的，所以这个时候，佛教又兴起了般若学的传播，这是依附玄学的结果，“空”不是“无”，用“无”谈“空”肯定是存在问题的。

&esp;&esp;后来一个名叫僧肇的僧人，写了几篇文章，对谈“空”的问题进行批判，收入到他的著作《肇论》里面，这就是依附玄学的结果。

&esp;&esp;当然这样一种依附方式是有利于佛教的传播的，这样的思想也有利于当时的人去接受和了解，虽然有一定的误读。

&esp;&esp;西晋，佛学发展，但要说井喷式的发展，还得过一些年之后。

&esp;&esp;东晋，南北朝，才是佛教发展的的井喷式时期。

&esp;&esp;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，转而寻求精神慰藉，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，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，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。

&esp;&esp;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，支持译经活动，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，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，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，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。

&esp;&esp;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，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，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。

&esp;&esp;在战乱的土地上，佛教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。

&esp;&esp;教派，与政治无关，但也与政治挂钩。

&esp;&esp;王生眼睛微闪。

&esp;&esp;“今日在大雄宝殿讲说的，是哪一位高僧？”

&esp;&esp;王生等人来白马寺，除了赏雪景之外，更多的，便是看看佛经以及高僧了。

&esp;&esp;接待王生的僧侣连忙对王生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今日在殿中讲学的是法护比丘。”

&esp;&esp;法护比丘？

&esp;&esp;王生对这僧人倒不是特别了解，问道：“不知这法护比丘何许人也？”

&esp;&esp;王生这个问法，当然是有些突兀的。

&esp;&esp;但是以王生现在的身份，即便是突兀问法，面前这个小僧也不敢多说。

&esp;&esp;主持在吩咐他接待王生之前，可是与他说面前的这位年轻人，可是如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之一，万万不能得罪。

&esp;&esp;僧人，要吃饭，并非是超脱世外之人。

&esp;&esp;“施主，这法护比丘，乃是当世高僧。”

&esp;&esp;说着，这僧人当即将法护比丘的身世娓娓道来。

&esp;&esp;法护比丘原名竺昙摩罗刹，其祖先是大月支人，本姓支氏，世代居住敦煌。

&esp;&esp;竺昙摩罗刹八岁出家，拜天竺沙门竺高座为师。诵经每日万言，过目成诵。天性纯洁，品德高尚，操行精苦，诚实好学，万里寻师参学，博览世俗典籍六经七籍，对世间人的称赞毁谤从不放在心上。

&esp;&esp;晋武帝时期，寺庙图像虽然说京城里有很多。

&esp;&esp;然而方等甚深经典多数还藏在葱岭之外的天竺诸国。

&esp;&esp;法护比丘于是发愤誓弘大道。

&esp;&esp;随师父去了西域，游历诸国。

&esp;&esp;外国异地语言三十六种，文字也有三十六种。

&esp;&esp;法护一一遍学，贯穿综合诂训，各种音义字体，沒有不认识的。

&esp;&esp;于是大量携带梵文经典，沿着回汉地的路，一边走，一边译出，写为汉文。

&esp;&esp;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。

&esp;&esp;一心营办的事业，唯是弘通佛法，法护比丘终身写译佛经，虽然辛劳，却从未厌倦。

&esp;&esp;听着僧侣将话说完，王生也终于知道这王敦等人为何今日要来白马寺了。